舆论为何突然逆转？
3月24日，在新冠病毒源头闹得剑拔弓张的关键时刻，中美关系突然出现大逆转，此前一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美国记者专访时明确指出：散播病毒来自美国军方实验室这样的“疯狂谣言”十分危险，这是我的一贯立场。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节点---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
以正能量自诩的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显然也意识到这种无端指责美国的危险性，同一天他也在推特上发声说：“冠状病毒挑战全人类，现在是人类最需要团结的时候了。如果美国和中国此时发生冲突，历史将不会原谅。煽动中美冲突的人，将受到历史的谴责。”
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很识时务地删除了“可能是美国军方把病毒带到了武汉，美国欠中国一个解释”的英文推文，自媒体上有关“零号病人是美军女军官”的谣言帖子也被删除。正在应对疫情的美国政客好像也很默契：特朗普在每日记者会上，不再提中国病毒这个引起巨大争议的名词，而且向亚裔发出友好的问候。
这些声音我相信是来自高层的压力，中美关系走到现在，虽然历经艰难坎坷，但毕竟来之不易。1972年，中国国内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僵化的中美关系有所松动，1976年，随着毛、周先后离去，“四人帮”倒台，邓小平复出，中美关系快速升温。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邓小平高调访美，那是中美两国关系冻结30年之后，中国高级别领导人访问美国，访美期间，目睹了美国的繁荣，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出了一句高级领导人不敢说的心里话：“这几十年，和美国做朋友的都发达了。”
抛开意识形态，追溯历史，美国是近代当之无愧的对中国帮助支持最多的国家。且不说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的无私援助，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为导向带动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无不注入了太多的美国元素。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美国的帮助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或许就不止八年，没有美国的帮助支持，过去四十年来的经济繁荣和世界工厂就根本无从谈起。
特别是2001年中国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WTO），对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入世十年后的2011年，中国GDP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五倍之多，由世界第六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同时也意味着其国力与影响力在日益增长，这无可避免地会威胁到美国主导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地位。
1978年，中美发表建交公报时，中国还非常贫穷。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当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平均人均GDP是490美元，当时中国人均GDP连世界上最贫穷非洲国家的1/3都没有达到。当年中国经济体量2119亿美元，只有美国GDP的9%，中国对外贸易只有206亿美元，对美国的贸易只有9.9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67亿美元。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一般靠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从1978年到198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基本平衡，中国从美国进口多，出口少。但从1985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增加，当年获得了6000万美元的顺差。此后贸易顺差一路飙升，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4192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1985年只占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0.3%到现在变成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50%以上。
中国的强大繁荣，看似是靠勤劳忍耐以及体制优势，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但抛开意识形态的成见，就清楚地看到，没有美国敞开市场，没有美国技术创新，今天可资炫耀的东西并不是太多。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外汇储备几乎都是美国的贡献！是美国重构了中国经济，中国没有对美国持续的贸易顺差，财力不可能如此丰厚，国力不可能如此强盛，对外援助也不可能如此慷慨！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回忆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前夕，邓小平接待白宫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时，坚持让普雷斯立即给卡特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接收5000名学生。凌晨三点被电话叫醒的卡特回答道：“告诉他派10万名过来。”邓这样做了，截至1987年，不到十年，真有10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这成为签证、奖学金和其他教育交流大增的一部分，这改变了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且仍在继续。”
2000年，在和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关头，克林顿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的产品，而是同意进口MZ最珍视的价值之一，即经济自由。”“当个人拥有不只是梦想的力量，而是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里根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亨利.罗文（Henry Rowen）甚至极其乐观的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加入MZ国家俱乐部”，他预计2015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7000美元。事实证明，中国比他预测的要早两年实现，只是没有加入那个俱乐部的意愿。十几年过去，中国得到了想要的，但很显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亨利.罗文都严重误判了大国，而且错得一塌糊涂。
对于中国崛起的威胁，美国学者和专家早在2005年就提出过“两国集团”（G2）的概念，认为中美将发展成世界两强，而两国关系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议题。经历2008金融风暴，奥巴马初时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以“G2”框架发展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并在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进一步提出“两国协调”（C2），强调“协调”（Coordina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命运共同体”（Community）。2013年6月，中国再提“新型大国关系”，重申中美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国崛起无可避免会损害到美国的利益，抱有冷战思维的精英主张应以“敌人”的心态看待所有威胁美国地位的国家。2013年在南海仲裁案及韩国安装萨德系统等问题点燃中美不和的导火线，奥巴马任内的国务卿希拉里在南海问题上对华态度强硬，后来被特朗普起用为贸易顾问的纳瓦罗（Peter Navarro）早在2011年完成了《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该书在2011年就被特朗普列为最喜欢的书籍之一。
这本书和随后的纪录片，纳瓦罗谴责肆无忌惮的经济行为和生产致命产品，比如易燃的婴童背带裤和假伟哥。指责沃尔玛等跨国企业利用采购廉价商品，导致美国制造商纷纷破产。纳瓦罗的观点引起商人特朗普注意。对于中国给美国制造业带来的损害，特朗普也持类似看法。2016年，纳瓦罗以经济顾问身份参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并且很快赢得信任，被特朗普称为“在中国问题上的硬汉”。
众所周知，40年前邓小平定下“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的外交基调以来，中美之所以能够屡经风浪却又能合作向前，并不是基于相同的价值观，而是战略性利益的合作。最根本的，是基于中国不能也从来没有展现出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意愿。奥巴马虽然一贯政治正确，但对“两国集团”（G2）的提议也并未回应。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年在美中经济战略对话开幕式上表态: “我多次听到提到大国关系，一种新型模式。我认为，新型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由行动来界定。新型关系将由我们共同所作出的决策来确定。”在被问到美国不那么热衷“新型大国关系”时，美国前国会参议员吉姆.泰伦特在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说：“两国对应该以什么样的框架来建立国际关系，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美国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曾经合署了一篇名为《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的？》的文章。说明美国对中国心态的转变。坎贝尔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特纳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中国事务部的资深研究员。
文章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判，检讨过去数十年尤其是克林顿支持中国加入WTO以来，对中国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融入西方主流价值观就是一个无可改变的趋势。然而现实是，中国在完全保留其政治体制既有特性的同时，又充分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机遇，并借此强化自身经济实力，进而在全球秩序中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
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中方代表团团长曾说：“中美经济关系有点像夫妻，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有吵架，有分歧，但是都必须增进了解，增强互信，培育共同的生活基础。我们两家不能走离婚的路，像邓文迪和默多克，代价太大了”。
把中美经济关系比喻成夫妻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取夫妻之间合作的紧密相似之处。也不存在谁是夫，谁是妻，只是谁也不能轻易离开谁，夫妻之间虽然有争吵，有的时候还想着要离婚，只是庞大的夫妻共同财产和利益，让任何想离婚的一方都会有所顾忌，有所犹豫，不能在公开场合把话说绝说死。中美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有巨额贸易往来，也有庞大的债务，更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大分歧。
2018年7月25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举办的第八届中美民间对话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讲，引用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2009年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所说的“风雨同舟”，指美中两国实际上同处一艘被狂风和巨浪袭击的大船上。说随着中国的发展，有人认为中美已经而且不在同一条船上。“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发展意图的误解误判，我相信我们仍然在同一条船上。”
中美贸易争端，源于美国持续开闸放水30多年，庞大的贸易逆差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和政治体系里造就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中国模式”，华尔街的投机客和美国主流精英们都在与中国的交易交往中赚得盆满钵满。只是到了川普，才高度意识到中国借美国资本赚美国钱，挟国家资本不惜代价另搞一套，以“一带一路”撬动欧亚板块，然后挑战美国的海权和陆权的重大风险。
早在1993年，赖维．巴特拉教授（Ravi Batra）就出版了一本“自由贸易的迷思”（The Myth of Free Trade），书中大谈美国经济实力衰退，就是受害于自由贸易。这个教授指出，传统贸易理论中，各国劳工被假设是同值的，经理论推导，可以获得参与贸易的双方都会受惠的结论。但若劳工并非同值，像美国劳工成本远高于许多贸易伙伴国时，自由贸易会使美国受害；这正是美国实际工资在1973年后逐年下降的原因。
巴特拉提出恢复美国经济的五大建议，第一个就是将美国平均关稅率从5%先提高到20%，然后在五年内提高到40%。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提出对中国进口产品课征45%关稅的政见，此次实施25%的关税，与25年前巴特拉教授的建议近似。巴特拉教授为何选择40%？因为他估计那可以让美国进口依赖度从占GDP的13%恢复到美国经济衰退（1973年）前，占GDP6%的水平。
川普放言要让流出去的水回流，逼迫世界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从而平衡美国流向海外的巨额贸易逆差。中国虽然在入世时有过种种承诺，但中国很清楚对等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意味着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对等开放还会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冲击半封闭半混沌的威权统治，使得民众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自主权和选择权，这也是中国最不愿意面对的结局。
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达伟近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演讲具有普遍意义，史达伟说，美国数十年对中国施以善意，但中国却以怨报德。川普政府对华竞争姿态不是中国所称的要压制中国，而是源于对中国的失望。他在演讲中回顾美中关系，举例说明美国政府如何向中国释放善意，帮助中国发展。
他说，这是为了“实事求是”，陈述事实，驳斥一些错误的说法，尤其是中国所宣传的，华盛顿近来对北京的竞争姿态，是源于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敌视，或者是为了“遏制中国”（keep China down）。史达伟说，二战后70年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不仅是间接受益者，而且美国在各个领域为中国发展提供具体直接的帮助，包括军事、科技、情报、经贸、民间和学术交流，甚至是执政能力建设。
史达伟坦言：美中建交的第一个十年，美国的主要考量是冷战、遏制苏联，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对华友好，帮助中国入世，即便中国侵犯x权、窃取知识产权、不遵守贸易规则、将核导弹技术扩散到巴基斯坦、伊朗和朝鲜等国，美国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幸的是，中国近年来越来越敌视美国，越来越敌视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这促使美国人民和本届政府重估这些政策。蓬佩奥国务卿说过，我们数十年来顺应并且鼓励中国崛起，这种崛起甚至是以牺牲美国价值观、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识为代价的。所以，北京的敌对行为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这是中国的选择。这完全不是美国官员40年前启动美国多方位政策大力支持北京现代化和自由化时所想要和期待的。”
美国政治学者Graham T. Allison曾经以古希腊城邦斯巴达与雅典争雄的故事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指出旧有霸权面对新兴势力两者之间难免一战。虽然此说并非必然，但随着中美冲突在日益严重，国际社会确实已有不少声音担心中美正朝着“新冷战”的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演变到今天，虽然历经艰难坎坷，但毕竟来之不易。如果冷战局势加深，甚至演变成热战，跌入所谓的“修普底德对陷阱”，对世界而言将是一场不可预知的灾难。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应该用足够的智慧来化解矛盾和纷争，中国更不要被一些想回到四十年前的极左势力所误导。
